隨著消費者對電視套娃式消費的不滿情緒日漸積累，國家層面開始出手治理電視套娃式收費的亂象。

近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聯合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等有關單位，在京召開治理電視“套娃”收費和操作復雜工作動員部署會。要求今年底前，開展試點工作和專項整治，聚焦解決“收費包多、收費主體多、收費不透明”問題，大力改善用戶開機看電視的體驗，基本實現有線電視和IPTV開機即看直播電視頻道。

(資料圖片)

套娃式收費難治理

自彩電行業進入“智能紀元”以來，彩電行業的商業模式出現了重大變化。樂視電視作為攪局者，一邊大幅降低彩電的硬件售價，一邊推出會員付費服務，為彩電產業帶來了新的增長模式，也為今時今日電視套娃式消費的亂象埋下了伏筆。

然而，彩電企業作為硬件供應商，在電視收費模式上的話語權并不高，主要原因在于2011年發布的《持有互聯網電視牌照機構運營管理要求》要求互聯網電視集成平臺只能接入廣電總局批準的互聯網電視內容服務機構設立的合法內容服務平臺。

如果彩電企業想要在產品上接入長視頻平臺的內容，就需要和牌照商合作，牌照方可以因為集成服務而向長視頻平臺收取相應費用。這導致電視收費并不只是電視品牌的事，背后還關聯了內容供應商以及牌照商的利益。

事實上，彩電企業處于被動地位。

長視頻平臺多年處于虧損狀態，很難舍棄來自電視平臺收費服務部分的營收。

彩電市場無法脫離價格戰的泥潭，在2000元就能購買一臺55寸電視的市場環境下，彩電企業無法讓渡自身在電視內容收費上利益。更關鍵的地方在于，盡管不少消費者表示電視套娃式消費是不再看電視的原因之一，但套娃式收費的治理也很難恢復彩電產品的銷售行情。

彩電銷量的整體向下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彩電銷售行情難改變

中國消費者內容消費偏好已經出現了改變。從電影市場的火熱來看，中國消費者對影視內容的消費需求并未消失，甚至在經濟向前發展的情況下不斷提升。中國市場成為了全球電影產業的重要票倉。

然而，在中國消費者對內容的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彩電銷量卻每況愈下，長視頻平臺盈利艱難。背后的原因是，影視劇的內容與消費者的實際需求脫節。

自互聯網產業興起以來，中國影視劇的變現邏輯出現了巨大變化，平臺方為了提高變現效率，創造出“IP+鮮肉小花”的模式，向中國影視劇市場投放了大量粗制濫造的影視內容。

尤其是在平臺購劇的成本基于“集數”的情況下，影視劇集不斷注水，拖慢劇情節奏，而被觀眾逐漸拋棄。這不僅讓長視頻平臺背負沉重的成本壓力，也讓觀眾的休閑時間開始分配給短平快的短視頻平臺。中國消費者開始拋棄長視頻平臺以及電視。

對于彩電行業來說，“去電視化”、“年輕人不再看電視”等言論的盛行，一大原因就在于中國的影視劇內容難以吸引“真正的觀眾”。

另一方面，休閑時間的緊迫讓人難以安靜地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數據顯示，中國人平均休閑時間僅為2.42小時，人們需要將這2.42小時內分配給各個娛樂項目。這讓中國消費者不得不將時間分配給負擔更小的項目上。

2022-2023年度《中國美好生活大調查》發現，中國人在工作日的休閑時間里，選擇手機娛樂、運動健身和網購這三項的最多，其中手機娛樂成為國人“殺時間”的利器。

從性價比來看，看電視很難成為了中國消費者的休閑選擇。因為消費者在一集45分鐘的劇集里，可以看40多條短視頻。正是因為時間不夠，所以人們主動放棄了看電視這項休閑項目。

這和“電子陽痿”出現的原因基本雷同，在有限的休閑時間下，人們趨向的娛樂方式越來越快餐化，短視頻才得以大行其道。人們寧愿觀看五分鐘的電影解說，15秒的短視頻，而不愿看一部兩小時的電影或是游玩一部具有深度的游戲。

讓人回歸到客廳的最有效辦法是增加個體的休閑時間，當時間足夠充裕，人們才能將時間分配給耗時更長的活動中。

2020年，一場由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疫情之下，全國人民響應國家的號召，居家工作、休閑成為主流，年輕受眾主動回歸電視大屏。

CSM全國網數據顯示，疫情以來各年齡段觀眾的收視率均明顯上升，尤其是15-34歲年輕觀眾，收視率增幅高達89%，成為疫情之下主動回歸電視大屏的中堅力量。

這說明，彩電行業內部的更新與升級很難改變彩電的銷售行情，因為癥結或許并不在產品上。

責任編輯：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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